什么是东洋医学

东洋医学诞生于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近年来的出土资料与文献研究，使其轮廓变得惊人地清晰。

中国的医疗记录可追溯到甲骨文字。当时，疾病尚非‘医学’的对象，而是通过与不可见力量交涉来理解的现象。茨城大学名誉教授真柳诚在《医学的发生》（2014年）中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中国医疗在秦汉之际萌生了逻辑化的倾向，西汉出现各种概念，东汉时期则大幅推进了医学的体系化。

决定性的转折来自1973年对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该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湖南长沙地下出土了15种医学资料：记载经脉理论与灸法的《足臂十一脉灸经》、汇集药物治疗的《五十二病方》、描绘保健体操的《导引图》，以及有关养生与房中术的文献。这些是直接反映公元前3至2世纪医疗知识的最古老见证。

芝加哥大学的Donald Harper在《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8年）中，论证了公元前4至1世纪医者逐渐将自身与巫者区分开来的过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山田庆儿指出，现行《黄帝内经》是多个学派长期编纂而成的医学论文集（《日本东洋医学杂志》42卷2号，199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Nathan Sivin也认为，《黄帝内经》并非单一著作，而是多样论述的汇编，其中许多观点并不一致（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8年）。

东洋医学是两千年来观察、记录与体系化的积累，并非某一位圣人的创造。

从东汉至三国时期，中国医学凝结为三大经典系统：基础医学的《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药学的《神农本草经》，以及临床医学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再加上专论孔穴的《明堂》，这六部文献构成了东洋医学的骨架。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Paul U. Unschuld指出，中国医学的本质在于‘patterned knowledge’，即模式化的知识（Huang Di Nei Jing Su Wen，UC Press，2011年）。相对于西方科学倾向于整合为单一范式，中国医学具有让多种范式并存、根据情况分别运用的结构。《素问》与《灵枢》并不完全一致，这并非缺陷，而是一种结构特征。

据真柳诚《〈神农本草经〉的历史》（《日本医史学杂志》68卷3号，2022年），该书的原型约编纂于公元5年，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本草’一词原指草的本质。该书于6世纪经陶弘景整理为《本草集注》，又经唐代《新修本草》传承下来。

《伤寒论》《金匮要略》出自3世纪初东汉末年张仲景之手。这些经典成为此后两千年东洋医学的参照轴。三大经典不仅是古书，更是东洋医学用来定义自身的基本词汇。

经脉与经穴构成东洋医学身体观的核心，但它们并非从一开始就以完整形态存在。真柳诚《经穴部位标准化的历史意义》（医齿药出版，2009年）将其体系化过程整理为四个标准化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2世纪以前：马王堆医书只记载11条经脉，完全没有针法的记述，治疗以四肢施灸为主。第二阶段，约公元1世纪：将一年365日的天数推演到人体，建立了十二经脉与365穴的理想体系，但当时实际确认的穴位仅约132个。

伦敦大学学院的Vivienne Lo论证，后世针灸理论有两个源流：房中术中的气之操作，以及以景观为隐喻的经穴（RoutledgeCurzon，2005年）。经脉与经穴由此诞生于古代中国身体技术与自然观的交点。第三阶段，3至4世纪：3世纪《明堂》整理了349穴，4世纪后半《针灸甲乙经》记载356穴。第四阶段，11世纪北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026年）确定354穴，并铸造铜人。2006年，在WHO主导下，经穴部位国际标准完成。

本草学是东洋医学的另一支柱。真柳诚在《中国本草学的科学技术与思想》（《生物学史研究》51，1989年）中指出，本草学曾是融合药学、药理学、物产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炮制学与度量衡学的庞大学术体系。

本草学有三个目的：一是辨别药物真伪与优劣；二是以五味（酸、苦、甘、辛、咸）、四气（寒、凉、温、热）及毒来整理各药作用；三是通过君臣佐使的层级结构，以及汤、散、膏、丹、丸五种剂型的制备方法，说明具体用法。

《神农本草经》365药对应一年365日，体现天人感应思想。Paul U. Unschuld也指出，中国本草学具有与西方药学不同的思想结构（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UC Press，1986年）。日本幕末，福山藩医森立之逐条依据古文献复原的《神农本草经》（1854年），是直到今天世界上精度最高的复原本。本草学形成于中国，在日本则通过文献复原与考证进一步提高了精度。

许多辞典将‘医食同源’解释为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但真柳诚《医食同源的思想——形成与发展》（《しにか》9卷10号，1998年）推翻了这一通说。‘医食同源’是日本医生新居裕久于1972年为NHK烹饪节目《今日料理》创造的日语词。其来源是中文‘药食同源’，但后者也尚未见于清末以前的经典。

词语虽新，思想却古老得多。其出发点是《周礼·天官》的四医制度，食医作为管理王膳的职位列居首位。《素问》《灵枢》将其体系化为五味理论：酸养肝与筋，苦养心与血，甘养脾与肉，辛养肺与皮肤，咸养肾与骨。3世纪以后，食医思想迅速被淡忘，但食宜思想在本草领域得以传承。将治疗与养生视为连续过程——并非患病后才治疗，而是在发病前调养——是东洋医学的基础思想。两千年来，药与食之间的界限始终具有弹性。

东洋医学为何与西方医学如此不同？哈佛大学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指出，差异有更深的根源，即认识身体的感觉本身不同。

栗山的代表作《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Zone Books，1999年；日译《身体の歴史》，みすず书房，2008年）于2001年获美国医学史学会William H. Welch Medal。全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触摸的方式’讨论脉与血管；第二部‘观看的方式’讨论肌肉与颜色；第三部‘存在的方式’讨论血与气息。

第一部的核心在于：希腊与中国医者诊脉时，确实感受着不同的东西。理论预设塑造触觉的轮廓，同时也受其塑造（第60页）；身体观的历史必须与交流观的历史一同理解（第107页）。第二部指出，希腊医学以解剖方式观察肌肉、关节与骨，而中国医者甚至没有对应musculature的词汇（第111页），转而观察色与形态。追溯肌肉概念的凝结，也是在追溯自主意志感的凝结（第144页）。

栗山的结论是，不同的身体图像反映了对活着的自我的不同解读（第192页）。东洋医学并非未发达的西方医学；两者从一开始就在绘制不同的地图。

东洋医学并非中国一国的医学。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越南构成的汉字文化圈，通过书籍，在一千五百年以上的相互影响中，各自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医学。

真柳诚在《日韩越的医学与中国医书》（《日本医史学杂志》56卷2号，2010年）中，对四国现存约28000种古医籍进行了定量比较分析。将它们比作从同一树干长出的分枝并不准确。更贴切的比喻是：中国医学森林中各种树木的果实被带往周边，只有适合当地风土的种子选择性发芽，或与本地品种融合，汲取不同土地的养分而形成不同的森林。

各国的独特发展，分别由一位医家所著的医学全书体现：日本曲直濑道三《启迪集》（16世纪后半），韩国许浚《东医宝鉴》（17世纪初，‘我国之医亦可謂之東医也’），越南黎有卓《医宗心领》（18世纪后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Marta Hanson在‘Northern Purgatives, Southern Restoratives: Ming Medical Regionalism’（Asian Medicine，2006年）中指出，明代中国存在‘北攻伐、南補養’的医学地域论。日韩越医家借用南方医家对自身独特性的主张，将本国医学与中国医学相对化，这也见于真柳诚2010年论文的直接引用。

日本汉方的历史始于5至6世纪中国医学的传入。10世纪，丹波康赖编纂《医心方》三十卷（984年）。奠定现代日本汉方临床基础的是江户时期的两个学派。后世派于16世纪后半以曲直濑道三为中心形成，以中国金元医学——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基础，运用五行与脏腑理论开展精细的辨证论治。古方派于17世纪后半以名古屋玄医（1628—1696）为开端形成。后藤艮山、香川修庵、山胁东洋（1754年实施日本首次人体解剖）、吉益东洞（1702—1773，万病一毒论）被称为古方派四大家。

古方派的根本动力是‘亲试实验’。富山大学名誉教授寺泽捷年作为吉益东洞学统的第八代继承者，创立和汉诊疗学。他将亲试实验定义为：以亲眼、亲手确认的事实为最可信赖的立足点，从这里出发进行全部讨论的学术态度，是对中国发展起来的观念性认识方式的反题。立命馆大学亚洲·日本研究机构的向静静指出，17世纪后半至18世纪初，日本有关《伤寒论》的研究达到400件；相关方剂在麻疹、天花、伤寒与感冒等治疗经验中占有重要地位（《立命馆亚洲·日本研究学术年报》3卷，2022年）。葛根汤、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至今仍为日本代表性汉方方剂。日本汉方并非中国医学的简单翻译，而是融合后世派辨证论治、古方派亲试实验与考证学派文献整理的独特医学体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东洋医学进入危机时期。日本第八届帝国议会于1895年否决汉医延续请愿，汉方失去法律上的支持。中国则于清末1822年禁止宫廷针灸，1929年民国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案。

真柳诚《日本对现代中医针灸学形成的贡献》（《全日本针灸学会杂志》56卷4号，2006年）论证了日本在这一危机后的复兴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中心人物是承淡安（1899—1957）。他于1934至1935年赴日留学，在东京高等针灸学校学习，取得了在中国失传而仅于日本保存的和刻本《十四经发挥》。此后，他积极将日本针灸书译成中文出版，并培养数千名弟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0年出版的统一教材《针灸学讲义》第一版，由承淡安的弟子们编纂。日本在江户时期保存与研究的中国医书，以及明治以后近代化的日本针灸学与教育方法，回传至传统一度面临断裂的中国，成为现代中医学的骨架。历史由过去延续至未来。

现代日本汉方的临床实践，是后世派与古方派自昭和以来相互融合的结果。WHO于2006年完成经穴部位国际标准化，汉方药纳入医疗保险、临床研究及循证医学的工作也不断推进。COVID-19大流行重新激起了全球对传统医学的关注。

然而，东洋医学仍存在尚未解决的结构问题。同一病态，会因流派、学派和教育背景不同而出现并行的不同解释。临床上虽认为有效，却难以从结构上说明为何有效。思考容易停留在证的确定，背后的病态形成过程、层次与时间变化则不易看见。借用Paul U. Unschuld的表述，这是中国医学本质上具有的模式化知识特征。多种范式并存并非缺陷，而是结构的丰富性；但这种丰富性同时带来现代临床判断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问题。能否将庞大的经典积累整合为有助于现代临床判断的形式？下一章将提出本文的回答。

1. 经典群从一开始便各有分工

通读东洋医学经典的人，往往会留下一个奇特的印象：各部经典似乎讨论同一种‘病’，提出的问题却截然不同。

《素问》问：病为何发生，又呈现什么形态？
《灵枢》问：面对疾病，应在何处、如何处置？
《难经》问：这个人为何容易患病？
《伤寒论》问：病如何随时间深入？
《温病条辨》问：病定位于什么空间，如何定位？
《神农本草经》问：药物作用于哪些层面，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看似独立，但要真正理解一个患者，就必须让它们相互补充。《素问》回答为何，《灵枢》回答如何，《难经》回答何人；《伤寒论》回答何时，《温病条辨》回答何处，《本草经》回答用何物。经典群由此形成了一种从多个维度描述疾病的分工。

这是一种没有总体蓝图的分工。在没有人掌握全貌的情况下，各部经典及其研究在两千年中不断深化自身领域。历代医学进步，往往通过发现新维度、加入新经典来实现。东汉《伤寒论》精细描述时间轴，明清温病学及《温病条辨》描述空间定位，宋元各家学说描述气、血、水的动态。经典群逐层积累。

2. 然而，整合之书始终未被写成

这里隐藏着东洋医学两千年来的根本困难：整合这种分工的书，始终未能写成。

各部经典精细展开自身负责的维度，对其他维度则保留为另一问题。《素问》与《灵枢》成对，却不完全一致；《难经》的先天论可与《素问·举痛论》连接，却没有明确阐述其连接关系的书。《伤寒论》六经辨证与《温病条辨》三焦辨证明显以不同坐标描述同一对象，却未被重新绘制为统一坐标。《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暗示药物作用可达不同层面，但这些层面究竟是什么，尚未得到说明。

这并非古代医家的怠惰。古代著作只有限定所处理的问题，才能获得深度。《素问》专注于气血津液理论的精密化，才达到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被参照的深度；《伤寒论》专注六经动态的描述，才留下至今仍广泛用于日本临床的方剂群。专门化造就了各部经典的卓越性，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空位：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应在何处描述？

清代温病学派的诞生，是对此空位的一种回应。吴鞠通《温病条辨》（1798年）承认，仅靠《伤寒论》六经辨证无法处理全部温热病，并引入卫气营血四阶段与三焦的新坐标。这是经典传统从内部对自身局限作出的回应。经典传统在意识到不足的同时，不断增添新的维度。

然而，新增维度之间的关系依然隐而未明。《伤寒论》太阳病与温病卫分是否为同一表证？少阳病与气分湿热有何关系？增补已发生，整合却尚未完成。

3. 整合一直发生在优秀临床家的头脑中

实际上，整合始终存在，只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优秀临床家的头脑之中。

经验丰富的医者诊察面前的患者时，会在不知不觉中跨越经典：来自《素问》脉论的所见、《伤寒论》条文提示的治疗方向、《难经》先天论所推测的基础、《温病条辨》的三焦定位，以及《本草经》提示的方药作用层面，几乎同时、瞬间得到整合。整合的质量，正是名医之所以为名医的重要所在。

但这种整合无法传授。永富独啸庵关于腹诊的名句‘父不可以喩子’，即父亲也无法仅凭语言传授给儿子，并非只涉及腹诊。跨越经典的整合知识本身，本质上就是默会知识，拒绝语言化，也因此使跨世代传承变得困难。

因此，东洋医学史每当出现优秀临床家，就会反复发生重新创造：从曲直濑道三的后世派，到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的古方派；从古方派到多纪元简等人的考证学派；再到昭和时期和田启十郎、汤本求真与大塚敬节推动的汉方复兴。各时代临床家在头脑中重新整合经典分工，将其落实于自身临床。然而，这种整合往往在传到下一代之前便已失落。第九章已讨论，当这一重新整合的链条在清末中国被切断时，传统一度面临近乎消失的危机。

整合知识被封闭在个别临床家之中，是东洋医学长期承受的结构性弱点。

4. 日本腹诊是最为接近的尝试

日本古方派发展起来的腹诊，是对此困难最有抱负的回应。

如第八章所述，从后藤艮山、和田东郭、永富独啸庵到浅田宗伯的古方派谱系，试图将中国经典以‘气结’‘成积’‘聚水’概念描述的病理变化，转化为腹壁上可以触知的‘痞硬’‘坚块’‘水音’等物质性所见。这是在中国经典的概念描述与日本触觉验证之间，跨越两千年的呼应关系，即接合点A至H。

腹诊真正的独创性，在于其整合性。触摸腹壁一点时，优秀医者几乎同时读出先天体质基础、气血津液停滞、病在三焦何处以及邪气深入的阶段。腹诊是把多个维度整合到一种触觉所见中的技术。日本古方派试图将中国经典分散为抽象概念的信息，汇集于患者腹壁这一处。

宇津木昆台（1779—1848）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整合。在《风寒热病方经篇》与《纬篇》中，他将《伤寒论》《金匮要略》重新体系化为六经作为经线、杂病作为纬线的经纬格子结构，展开为849条与731条命题，共1580条。日本汉方史上，不存在其他规模如此宏大的体系构建尝试。

但在这里，最终的整合仍未到达形式语言。腹诊高手可以从触摸患者腹部读出许多信息，却始终难以完整描述究竟在读什么、如何读。‘父不可以喩子’是对这一不可能性的坦诚告白。昆台的经纬格子在其生前未获充分评价，明治以后也半遭遗忘。

日本腹诊与昆台体系，是东洋医学史最接近整合需要的尝试。然而，它们尚未到达形式语言，仍停留在默会知识的高度。

5. ‘证’这一压缩装置，使问题无法被看见

进入现代，东洋医学又发展出一种压缩装置：证。

证用一个词概括患者当前状态。说是“桂枝汤证”，便开桂枝汤即可。诊断与治疗通过一个标签一下子连接起来，临床效率飞跃式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证是东洋医学历经两千年所达到的临床压缩技术的顶点。

但压缩有其代价。证概括了当前症状配置，却未回答这些症状为何产生、哪些维度的问题相互积累而形成此配置。先天基础退居背景，邪气深入阶段被模糊化，空间定位被省略。经典两千年来描述的多维结构，大部分被压缩进证的标签而不再可见。

现代汉方临床有时出现的情形——不作腹诊与脉诊，仅凭问诊确定证，症状每有变化便改变证——是这种压缩的极端形式。只剩下证，而对证如何生成的结构性追问消失了。

宇津木昆台在经篇写道：‘善医者不治其疾、而治其受疾之養’。“优秀医者并非治疗疾病本身，而是治疗使人患病的体质基础。”两百年前，这一命题已指向仅靠确定证难以到达之处，但现代汉方临床往往忘记再次关注这一问题。

6. AI时代使问题浮现

当人们试图将东洋医学知识与AI技术连接的那一刻，这个问题决定性地浮现出来。

在中国，利用深度学习重现熟练医者定证过程的AI辨证支持系统正在国家规模上推进开发。这些系统整合舌像、脉波与问诊数据来输出证，与熟练医者的一致率很高。乍看之下，东洋医学的AI化似乎进展顺利。

然而，被再现的仍是熟练医者头脑中的默会整合过程。如果经典的多维结构未被明确呈现，AI即使能重现结果，也难以充分解释思考结构本身。仅使定证自动化，不足以从根本上推进东洋医学知识，因为它仅仅是在机器中再现第三节所论述的“优秀临床家头脑中进行的默会整合”。

要让AI真正运用经典知识，就必须把医者头脑中的多维整合写成机器可读的形式语言，并将《素问》《难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本草经》分工处理的维度，明确呈现为统一坐标。这意味着以形式化方式写出两千年来尚未写成的整合之书。

而实际上，这并不是发明某种新的事物，而是首次将经典两千年来分散表达的内容，集中书写于同一处。

7. 因此，MLMN理论自然形成

重新梳理以上讨论，MLMN理论自然形成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

东洋医学经典最终形成了从多个维度描述疾病的分工。各经典负责不同维度，处于相互补充的关系之中。然而，整合这一分工的形式框架，在两千年间始终未被写出。整合始终只在优秀临床家的头脑中默会地进行。

日本腹诊与宇津木昆台的经纬格子，是试图将这种整合在物质层面与体系层面可视化、最为接近目标的尝试，但正如‘父不可以喩子’所坦承，它们未能到达最终的形式语言。现代的证通过将整合压缩为单一标签，提高临床效率，却使经典的多维结构退居背景。在AI时代，不能任由这种结构继续隐没。若要在现代医疗实践与研究中，而不只在熟练医者头脑中运用经典知识，除了形式化地明确呈现其多维结构之外，别无他途。

因此，MLMN理论自然形成的理由可以简单表述为：东洋医学经典群本来就具有多层、多维的构造。任何试图忠实阅读这种构造的人，都会自然被引向明确呈现该构造的形式框架。MLMN并非由外部强加的新理论；若试图将经典本身在两千年分工中默会表达的内容写为形式语言，自然而然就会接近这样的形态。

只要有人试图把优秀临床家两千年来在头脑中进行的整合写到书本上，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接近MLMN理论的框架。它并非发明，仅仅是转写：将经典本身所包含的结构，重新描绘为明确的坐标。因此，这一理论虽是新的，却又不是新的。经典在两千年间，以其自身的结构为这一理论的到来作了准备，它因此会自然而然地产生。